红会自找监督不能只是危机公关

　　【中国品牌建设网12月10日网讯】一个郭美美，使中国慈善事业跌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国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机构，这两年公信力跌落至低谷。甚至在某些地方，官方慈善的受捐额度出现了零增长和低增长的情况。但是比收不到捐款更尴尬的是，这种公信力损害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弥补的。在各地，民间自发抑或媒体、慈善人士主导，类于“一对一”式的慈善帮助越来越多，公众相信自己的眼睛，也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官方慈善就显得更加窘迫，谁都能看出，总得做点什么，来挽回一下官方慈善的颜面和慈善“效益”。

　　在这个背景下，可以说红会日前成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算是应运而生：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社监委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可以想见，红会是想借名人眼球造成一种监督效应，来向社会公示自己的“阳光”性。作为一个背依政府的机构，能主动邀人监督自己，显然对红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精英和名人构建的监督团队的监督效果自然值得期待。

　　白岩松有本书，名为《痛并快乐着》，套用当下的官方慈善尴尬，正是恰当而精准。因于郭美美的捣乱，让红会等官方慈善机构“痛”至心底，做了多少形象广告，做了多少舆论公关，都没法逆转公信力的破碎。因为事实上，公众的鄙夷并非仅仅来自于郭美美事件，还有汶川天价帐篷、善款提成、劣质捐物、捐赠信息不透明等情绪的积累，郭美美只不过是一个爆发点，让人们的失望达到了一个极致。自此世人只信自己亲眼所见，而轻视某些慈善“中介”了。

　　因此，邀人监督并不能让红会真的“乐”起来，因为公众对官方慈善组织的失望，更多是对他们现有体制和运作机制上的质疑和诟病。雁过拔毛式的善款“提成”，与屡有曝光的慈善机构官员三公消费丑闻，相映成中国慈善的一道丑陋疤痕。说到底，社会监督委员会不过是红会又一次形象公关的手段，在一个意识进步思想多元的年代，单纯的名人效应恐怕难以轻易扭转官方慈善的公信力。

　　尽管红会此番邀名人监督很吸引眼球，看似进行大胆改革,但是改革不能只是危机公关，而是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做出重要变革，需要剥离政府权力和慈善权利的捆绑关系，需要让慈善运营在一条独立的路径上，脱离政绩评价和官员升迁“本钱”的角色扮演。更主要的是要让全社会看得见慈善运营的路径，看得见善款的去向，尤其需要赋予捐赠人知情权，而并非仅仅让几个精英和名人做公众的代表——这年头，有些名人和精英，也是靠不住的。

　　来源：《都市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