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游说当危机公关

　　【中国品牌建设网11月9日网讯】事实上，“游说”是个中性词，而非贬意。在美国，游说制度正规而透明。

　　但目前来看，中国公司仍有不适应的情况发生。著有《营造未来：美国国会的游说制度解读》的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赵可金分析道：“美国的游说一般都是较为"漫长"的"工程"，但中国的企业最希望"立竿见影"，常常忽略美国文化中较为看中的细节。”

　　除此之外，“既然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就要接受对方的规则，按美国的市场规则，慢慢来。”中国企业的在美游说，因为尚处于早期阶段，“很多时候所进行的游说方式还没有找对路，在中国通行的人情关系不适合在美国解决问题。”赵可金补充道。

　　中兴通讯品牌部副部长、新闻部发言人戴澍表示，中兴正在逐渐加大在美的游说工作，“从今年开始，将更加重视”。

　　《华为的世界》作者冀勇庆告诉记者，自2003年爆发与思科的知识产权诉讼战后，华为便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游说。据美国参议院及CRA统计，华为在 2012年第三季度游说费用达到了82万美元，高出去年同期4倍。而在2005、2009、2010和2011年，华为的游说花费仅分别为24万美元、 40万美元、35万美元和42.5万美元。

　　2009年，华为登记在案的游说机构只有一家，而目前华为合作的游说机构则达到7家。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研究员、第一个获得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司乐如曾比较过中印两国在美游说的得失，认为印度方面游说成就更大的原因，除了自身资料、数据准备充实外，在游说方面高瞻远瞩，常常未雨绸缪地在看似毫无危险的时候进行“铺垫性游说”，主动加深议员和政客们对自身的了解、信任，同时在选择游说团体时尽量选择“倾向性游说”团体，这些团体和自己观念有共同处，且存在较多共同利益，不仅在游说时会更驾轻就熟，也会更卖力、更主动。而中国方面则常常“临时抱佛脚”，出了问题才烧香，“危机公关”的痕迹过于明显，严重影响游说效果。

　　来源：江苏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