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的权力和愚蠢的公关

　　【中国品牌建设网12月14日网讯】“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在我们这里可谓至理名言。最新的例证是，因报道县委书记慰问贫困老党员会场出现九五至尊香烟的新闻而引发领导人震怒，《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按照上级要求被停职，同时《西安晚报》也被禁止出现任何监督或者涉及政府的负面新闻。此事经《新快报》记者刘虎微博发帖以及《重庆晨报》的报道，进而引起社会更强烈的反响与热议。

　　一则原本很普通的监督报道，由于触怒了权势领导者，记者和所在报社均挨了板砖。这里所呈现出来的，一面是权力的病态张狂，另一面则再次见证了时下媒体监督报道的艰难，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生存窘境。

　　不过也让人略为欣慰的是，地方权力虽然可以对辖区内的媒体随意支使、打压，但对区域外媒体却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所以才有了《新快报》、《重庆晨报》对石俊荣记者的不公遭遇的披露。这也足以说明，在今天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的网络时代，权力意志妄图一手遮天，已经变得不可能。

　　应当看到，时下某些地方官员，还沉湎于那个没有网络乃至没有记者“制造矛盾”的年代。他们期待其治下的政治图景大致是这样的——民众乖戾，一切服从于权力秩序。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无上的权力压制下，人们的意志被软化、弯曲;它“使人有气无力，使人两眼无光，使人麻木不仁。这样，老百姓都只不过是一群诚惶诚恐的、辛勤劳作的动物，而政府却是手执鞭子的牧羊人。”这显然不过是权力“山寨化”下的一种自欺欺人和旧时遗梦。这种愚不可及的倒行逆施，终将被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必须再次重申这样一个常识：新闻是对新近事实的客观报道。这种客观报道，不仅有好的信息，同时也会有坏的信息。好与不好的信息，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从这个角度而言，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报道”与 “负面报道”，以及将“负面影响”简单归结为“负面报道”，诚如新闻学者范以锦所言，这“不只是一个新闻理论混乱”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部分官员对负面报道的滥提滥用，“是为了在一个冠冕堂皇的概念下，达到报喜不报忧、逃避社会责任和舆论监督的目的”。

　　进而言之，部分地方官员封堵言路，视一些敢言之土或记者为“刁民”、“不稳定因素”，极尽打压之能事，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所谓“社会和谐稳定”，实质上是为了向上邀功请赏，以便加官晋爵。众所周知，在时下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所谓“维稳”一项乃是决定官员仕途的标尺。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节点前后，地方官员的维稳神经更为敏感。当然，有些官员打压媒体监督，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与“负面事件”有着种种利益关联，乃至是“负面事件”的幕后主使者。

　　尽管不能断言那个“引起震怒”的领导人，在大荔九五至尊事件中有某种具体的利益关联，但也不难想见地方权力在维稳高压下的噤若寒蝉，以及由此而对辖区内“不听话者”的疯狂打压。

　　很显然，那个领导人之所以震怒，不仅仅是因为不受约制的权力的发飙，同时也是出于利益考量——政治的或经济的。应该说，现代政治学视角下的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守护者，显然具有公利性的一面，但也有“经济人”的特性，而沾连着种种利益诉求。因而，用一些官员的话说，面对那些可能“抹黑地方形象”的事件，政府无疑也有公关的必要。但这种公关必须立足于“真实、真诚、公开”的原则，任何悖逆这一基本原则的政治公关，自然难以纾缓民怨、化解舆情，也不可能赢得公众信任，相反只会在“塔西佗陷阱”里越陷越深。

　　当然，像大荔县这种通过权力关系打压媒体的做法，某种程度上连“伪公关”都不是，而是一种极端的流氓之术。由此有待追问的是，那个引起震怒的领导人究竟是谁?这些地方官员所体现出来的低下的“媒介素养”，不禁令人感慨：在现代政治文明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有的地方，有的人，竟然还逡巡于文明前的暗夜中!

　　来源：天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