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式公关

　　【中国品牌建设网11月19日网讯】国家冲突，既是刀兵之斗、制度之抗，也是思想之战、语言之争，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都是锐利武器。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舆论等全方面进行“总体战”、“超限战”，尤其不遗余力地塑造国家形象，精心装扮，巧妙公关，咄咄逼人，与颟顸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满清岂可称中华”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改写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

　　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宗教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福泽谕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 。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锏三看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

　　曾号召“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声称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这种自我认知，已经成为日本人历史观的主流，即使二战结束的一甲子间，日本思想界和政界虽然认为“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但都共同坚信“明治是荣光的时代”，1931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是正确的。

　　聘用西方媒体顾问

　　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场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迈入“文明国”行列的肇始。

　　战争前，为了拖延从朝鲜撤军，日本提出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前提条件，并邀请中方参与这一改革。在遭到中方拒绝后，日本随即向中国发出“绝交书”，指责中国的不合作态度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日本政府对因此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概不负责”。

　　日本将其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案，包装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一场较量，向西方强力推销。为此，日本秘密聘用了英文版《东京时报》的美国编辑豪斯为其捉刀。58岁的豪斯曾是《纽约论坛报》记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军界赏识，成为向西方发动宣传战的不二人选。

　　西方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案大为激赏。《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她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的社论，则指责中国将朝鲜控制得如此死板，令“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日本人的公关，赢得了大多数欧美媒体的支持，将其作为进步的象征，“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美国媒体开始夸耀是自己将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文明世界，坚称日本接受和复制的正是美国的体制和理念，将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尽管日本实际上受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更大影响。

　　当时德国社民党的主席贝蓓尔在议会演说时认为，德国公众普遍对日本这个小国家敢于挑战庞大的中国、并不断赢得胜利而十分钦佩，一些德国报纸已经将日本称为“东方普鲁士”。

　　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最近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表明，日本被看成“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并认为这一观感至今还影响到世界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来源：中国经营报